《聊斋志异》的“民间”色彩  

《聊斋志异》是清代的一部优秀的文言笔记小说。它是中国古代文言笔记小说的高峰，同时也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的志怪传统，是志怪小说的经典之作。与前代小说不同的是，它已经摆脱了以前多是对资料进行记录、收集、整理的范围，而是文人创作的产物，是作者蒲松龄的独立著作。但是，它也并没有达到纯粹“独立”、完全虚构，即使是谈论真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也仍然并未摆脱现实，而是扎根于民间，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

一、对民间文学内容的借鉴

1、  故事的来源取材于民间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可见他喜欢搜集民间有关志怪的材料，听别人谈论这方面的故事，然后记下来写成文章。他人也有题辞形象地表现了蒲松龄对民间素材的搜集工作，如王渔洋题：“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戊子昆仑外史张笃庆题：“冥搜镇日一编中，多少幽魂晓梦通。五夜燃犀探秘录，十年纵博借神丛。”丙戌橡村居士题：“冥搜研北隐墙东，腹笥言泉试不穷。秋树根旁一披读，灯昏风急雨蒙蒙。”邹弢在《三借庐笔谈》中的一段记载最为形象：“相传先生居乡里……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磁甖,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论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这些他人之叙述虽然不全真实，但是蒲松龄对民间素材的收集却是没有疑问的。

从文中叙述的口气来看，近五百篇的故事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蒲松龄采自民间的，文中有明确的姓氏籍贯等的记录。如《考城隍》写其姊丈之祖宋公之事，《巧娘》采自高邮翁紫霞客，《诸城某甲》是“学师孙景夏先生言”，《狐梦》是其友毕怡庵讲述的，《孙生》写“余乡孙生”之事。虽然这些故事本身是否真实仍值得怀疑，但是故事来源于民间却是肯定的。

而其中很多故事在当时盛行一时，这从其他文人的笔记中可以佐证。王士桢《池北偶谈》载有《林四娘》、《邵士梅》，《大力将军》的故事亦见于王士桢《香祖笔记》及钮琇《觚賸》中“雪遘”一条。可见这些故事在写入《聊斋》之前就已在民间广泛流传，蒲松龄对其进行了借鉴、润色和补充。这更加说明了《聊斋》中一部分故事的来源取材于民间。

但是若说《聊斋志异》就是经过蒲松龄搜集整理的民间鬼怪故事集则是片面的。《聊斋》建立在蒲松龄对民间鬼怪故事的搜集整理基础之上，没有这种先期工作，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部巨作，但是并非一部民间鬼怪故事集，书中只是一部分故事取材于民间，而非完全是简单的收集整理的作品。

2、  故事情节模式中有明显的民间故事类型

以《小翠》篇为例，《小翠》的故事中融入了多种民间故事类型：一是异物报恩型，民间故事中常有某人帮助某一异物摆脱险境，后来异物给人报恩。报恩方式是异物利用自身的长处击败意图谋害恩人的另一动物或仇人，使恩人免遭一死；或运用神奇的法力帮恩人找到一个妻子；或帮恩人得到一笔财富。《小翠》中，母狐送女儿小翠为王家儿媳就是为了报救命之恩。二是异类婚姻型。这种类型在民间故事中特别普遍，其情节常常是动物或精灵跟一个人（多是男性）结婚，然后运用自己的特殊本领帮助对方改变命运，使对方变得美丽或富有，最后或者长久地与对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或者因为某个原因而恢复原形并离去，比如田螺姑娘、白蛇传等。《小翠》中，小翠嫁入王家后，不但用狐仙的特殊本领惩罚了王家的政敌，更治好了丈夫的痴呆，获得了幸福，最后却又因为失手打碎价值千金的玉瓶，受到公婆的辱骂而表明身份并离开。三是巧女型。民间故事中的巧女故事大致包括这么几类：巧女能解决丈夫不能解决的难题；巧女用智慧把婆家一家人从灾难中解脱；巧女能巧妙地通过丈夫朋友的试探；巧女能聪明地应对婆家的刁难；巧女机智地惩罚挑逗自己的轻薄者；巧女智斗县官或财主等等，《小翠》篇中的小翠不仅是狐仙的形象——美丽、活泼、顽皮，更是民间巧女的形象——聪明、机智、多谋。

而这几类典型的民间故事类型，在《聊斋》中也不只是《小翠》一篇。《聊斋》中特别多人狐之恋、人鬼之恋，比如《青凤》、《辛十四娘》、《聂小倩》、《婴宁》、《红玉》、《胡四娘》、《封三娘》、《阿霞》、《霍女》等等，都可以将其归入异类婚姻型或是异物报恩型，而《聊斋》中最感人、写得最好的正是这些异类/异物。

当然，《聊斋》故事中不仅仅只有这几种民间故事类型，还有其它的民间故事类型，比如《王六郎》就套用了民间故事中鬼找替死鬼的模式；《香玉》、《葛巾》是花仙子民间故事类型；《四十千》讲子女是来向父母索债或还债的，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中称为“偿还宿债”型，并认为这一类型是典型的佛教内容，又提到广益书局《民间故事》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3、  故事创作中对民间神话传说的引用

《青凤》中引用了涂山氏辅佐大禹治理洪水的神话，狐叟与耿生叙述自己的家世说“我涂山氏之苗裔也”，显然是以《山海经》中青丘国的九尾狐为祖先的，《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中也记载有大禹见到九尾狐而显瑞应，于是取涂山氏女为妻的故事，“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九尾之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证也。……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狐叟在这里对耿生大谈大禹事迹，是叙述远祖功德，表明自己身世不凡。

再如《罗刹海市》中，龙女的信里说“盈盈一水，青鸟难通，结想为梦，引领成劳。……顾念奔月姮娥，且虚桂府；投梭织女，犹怅银河。”这里就提到了三个神仙故事，一是《汉武故事》中提到的西王母派青鸟传递消息的故事，二是嫦娥奔月的故事，三是牛郎织女的故事。这些都是对民间神话传说的引用，作者在写作中信手拈来。

二、民间信仰意识的体现

《聊斋志异》所志的“异”包括异人、异事、异物，异物主要是狐、鬼、妖、神、仙等，从这些异物中，我们能睹见民间的种种信仰，它们正是民间信仰意识的体现。

1、  对狐的信奉

《聊斋》中写得最多的动物应该就是狐狸了。写狐狸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早就出现，《搜神记》卷十八记载王灵孝被狐女阿紫所魅，后来的《玄中记》、《抱朴子》、《封神演义》、《西游记》、《醒世姻缘传》等小说中也有狐狸形象。《聊斋》中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充满“人味”的狐狸形象。在蒲松龄的笔下，它们与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外貌上与人一模一样，只是会幻化成狐形且有法术；它们早已不是只会媚惑人害人的“狐狸精”，而是比人更有情有义的“狐仙”。从《聊斋》中我们读出的是蒲松龄对狐狸的喜爱和赞美而非憎恨和害怕，这与其它小说如《封神演义》中将祸国殃民的妲己说成是狐狸精附身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对狐的态度是与民间信仰相关的。

据说在泰山周边的民间就有四仙的信仰，民众对狐、黄、猬、柳四仙信奉甚笃。这些动物在百姓的心目中都具有超自然的神力，能与神鬼相通，能给百姓攘祸降福，生财免灾。这种敬奉和信仰，起于汉唐，明清以降，尤多繁盛，直至民国年间，风俗仍浓。狐，即狐狸，在泰山周边民间被尊称为“胡仙”、“胡爷”、“胡三爷”、“胡爷爷”等。有些接骨先生或有大病的人家，在家中设狐者很快痊愈。每逢初一、十五必摆供上香，并且按三五奇数设供果，每家中来客，席上佳肴要一一取少许放人供桌盘中，以与胡爷爷同享。从此可以窥探出有清一代泰山周边“狐仙”崇拜之烈。《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如《胡四姐》《周三》《长亭》的故事就发生在泰山或泰安当地，其他狐仙故事的发生地也大都在泰山周边的济南、诸城、临淄、泅水、蒙阴、章丘、莱芜等地。泰山脚下岱庙内有一玲珑石，又叫狐仙石，其石有七十二洞，非常珍奇，它是由莱芜迁入岱庙的，据说就与《狐妾》篇的主人公刘洞九有关，此石现就叫“洞九玲珑石”。

2、  对鬼的认识

在《聊斋》近500篇故事中，谈鬼的有170多篇，谈鬼也是《聊斋》的重要内容之一。《聊斋》中的鬼分成两类，一类鬼类似于一种物怪，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如《尸变》、《喷水》、《咬鬼》、《画皮》、《庙鬼》、《谕鬼》等，其中鬼的形象非常狰狞可怕，且以极残忍的方式攫取人的生命。这与民间的想象有关，鬼在中国民间有着重要的地位，人们相信鬼的存在，但真正的鬼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一切关于鬼的描述都只能来源于想象，正是由于不了解，所以蒙上了一层恐惧感，因此在中国民间的想象里，鬼是非常可怕的东西。直到今天现代社会中，人们依旧谈鬼色变，而鬼片是恐怖片经久不衰的题材，吸血鬼是经典的荧屏形象。这是一种根深蒂固、扎根于民间的信仰。

当然，《聊斋》中也有善鬼，他们多是人死后化成的鬼魂，已不是纯粹作为物怪的鬼，而是“人化”了的鬼，有模有样有名有姓。他们在饮食上与人混杂，穿着生前的衣服，坟是他们的居室，假如没有坟，他们就会成为漂泊无依者，“鬼不见地，犹鱼不见水”(《梅女》)；他们用的货币是人烧的纸钱，骑的马就是纸扎(《章阿端》)；有时他们也被放在新帛做的 “鬼囊”中随人而行(《梅女》)；他们像人一样也有家乡观念，客死异乡，便千方百计回归故土，但回去却要凭借生人为他们迁葬(《公孙九娘》)；他们也有生老病死，生病时，有专治鬼病的鬼巫，死后成为奢，“鬼之畏婆，犹人之畏鬼也。”(《章阿端》)；他们爱情的欢乐需要从人间汲取，“两鬼相逢，并无乐处；如乐也，泉下少年郎岂少哉!”(《莲香》)；做为鬼魂，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再次托生人世，因此，属于非正常性死亡的吊死鬼、溺死鬼、误食水莽而死的鬼往往非常痛苦，只有抓到替死的人，才能进入轮回（《王六郎》）；他们不但不害人，甚至和人类做了朋友、结成了夫妻，真是人鬼情未了（《王六郎》、《聂小倩》、《小谢》）等。由此可见，他们除了有“灵”而无“肉”之外，与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这其实也是表达了民间的一种愿望，人们虽然害怕鬼的可怕，但是仍然希望能够少些恶鬼多些好鬼，那些好鬼与人在外貌和内心上并无二异，因此人能和他们交往，甚至是成为朋友、结成夫妻，人们对鬼在无知、恐惧的同时又充满了好奇和渴望。

3、  对神的信仰

《聊斋》中不少篇目谈神，如《李伯言》《阎罗》《阎王》《阎罗薨》《考城隍》等，但是这些神多是阎王、关帝、城隍、张飞、山川雷雨之神这些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民间神祗，而上帝、天帝之类庄重威严的神祗都较少出现，这体现了民间的传统信仰——老百姓并不很关注于那些天庭中正襟危坐的神，而多信奉那些直接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如生老病死福祸穷富相关的神。民间自有民间的信仰。比如《雹神》篇中的雹神，在蒲松龄的家乡淄川一带无人不晓，就是作者的同乡汉代将军李左车。《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他原为赵国大夫，后仕汉，立下战功。由此淄川当地百姓引以为荣，封为雹神。

4、鲜明的地域特点

需要注意的是，《聊斋》中所体现的民间信仰是与地域紧密相连的，从上面的分析中也可见。蒲松龄的家乡山东淄川是一个有着浓郁地方特色及丰富民俗的古老县城，蒲家居住在淄川城东七里之遥的满井庄里，那里的人民勤劳善良，嫉恶如仇，世世代代无数劝善惩恶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淄川县有很多供奉各路神仙的庙宇，有着多样广泛的民间信仰，有着各种神奇怪异的民间传说。山东这块土地也是一个民间信仰浓厚的地方，有学者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即起源于山东的民间信仰和民间文化，可见当地民间信仰之风的盛行。《聊斋文集》中有很多篇真实记载了蒲松龄家乡淄川及周边地区的民俗风情及民间信仰。文中常出现具体的地名，这些地名可考，这些地方真实存在，就是分散在蒲松龄家乡周围的、山东省内的地区。

三、民间宗教因子的融入

《聊斋》中混杂了大量的宗教思想，但是这种宗教思想已不是原始意义上的纯粹宗教哲学。而是经过民间改造、民间化了的宗教迷信观念。主要体现在对佛教和道教思想的“拿来主义”。

1、民间化的佛教思想

轮回转世、因果报应思想是佛门的重要思想，佛教有“六道轮回说”，众生在未达到神道之前，总是按照个体某一阶段的前因后果，如车轮回转一般，在下个阶段进入“六道”中的某一道。“六道”的不同是善恶的因果报应，人的思想行为不同，其生命阶段的报应也有区别，富贵祸福都是报应。六朝僧人慧远的《三报论》、《明报应论》等，又详细发挥了“现报”、“生报”、“后报”的三报理论，所谓“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生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

《聊斋志异》中有大量关于轮回果报的故事，但是这种思想与佛经中的有不同，它跨越了佛教对六道的严格划定和区分，而是笼统地将鬼魂直接打入地狱、进入冥间、转世投胎等等，这已超出了佛教的宗教理论，而演化成充满民间色彩的迷信思想，意在宣扬善恶相报、做人行善、惩恶扬善的道理，达到其劝诫的目的。如《僧孽》讲述了一个僧人“广募金钱，悉供淫赌”，结果遭到冥司惩罚“疮生股间，脓血崩溃，挂足壁上”，最后“戒荤酒，虔诵经咒。半月寻愈。遂为戒僧”的故事，告诫人们“鬼狱茫茫，恶人每以自解，而不知昭昭之祸，即冥冥之罚也。可勿惧哉！”《姐妹易嫁》中，姐姐和妹妹因为对待毛氏“牧牛儿”的态度截然不同，其结果也天壤之别，妹妹成为宰相夫人，姐姐却无福消受百金。《拆楼人》中富贵人家为富不仁，结果“拆楼人”降至其家将家产败光。还有《席方平》、《阎罗薨》、《李司鉴》、《俄鬼》、《王十》、《淮水狐》等篇，都反映了扎根于民间的轮回果报观念和鼓励善行的朴素愿望。《聊斋》中讲轮回报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用来恐吓王公大人、官吏差役、富而不仁者，“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顾其后耳。睡而使之自顾，鬼神之教微矣哉!”(《梦狼》)这种借鬼神报应之说向王公大人攻击，明显已脱离宗教的理论学说而带有民间的大快恩仇，可以说是宗教的一种异化，是劳动人民利用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表现。

另外，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彼岸却是幸福的，但在《聊斋》中不是人向往虚幻的天国，却是世上万物向往人世，所谓“天下所难得者，非人身哉!”(《莲香》)“人之慧固有灵于神者。”(《神女》)鬼、狐、妖这些人类的异类都十分贪恋人间的世俗和情感。这是与佛教的宗教理论明显相悖的，但是却符合民间的想象。

2、植根于民间的道教思想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本来就是起源于民间、扎根于民间的。道教思想颇为庞大，但在《聊斋》涉及最多的是得道成仙思想和神仙法术两个方面，因为这两者最具民间色彩，和民间的现实联系最紧密，易于被民间拿来发挥。

道教的最终目的就是得道成仙，《聊斋》中《成仙》《白于玉》《仙人岛》等都与此相关，这种思想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宗教目的，更表达的是民间的一种批判和愿望，普通百姓希望成仙、过上神仙的生活，正是由于现实世界的痛苦，在现实中无法得到幸福的生活，揭露了黑暗的现实社会。

道教修炼的法术，包括炼丹术、养身术、占卜术、符篆、祈禳、变化、幻形等，《聊斋》中就塑造了一批道士形象，他们具有这些法术，能够帮民间斩妖捉鬼驱邪，保护百姓的安全，受到民间的喜爱和重视，如《焦螟》、《单道士》等。在《聊斋》中，道教的法术被套用于民间，帮助百姓办事，具有宗教意义的仪式和魔力被移植到了民间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民间的把戏和伎俩，因为普通百姓相信这套法术能够在民间发挥作用，保护他们的生活，所以它们在民间显得特别有市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另外，作者还借法术帮助弱小者和善良者实现自己的愿望（《向杲》），讽刺世间的种种小人（《种梨》《崂山道士》），这仍是表达了民间的一种心态和愿望——将道教用来修炼自身的法术应用到民间，利用法术替老百姓扬善惩恶、伸张正义——在民间看来，道教法术的目的正在于此，而不在于其宗教意义。

由上面三大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聊斋志异》是一部充满了“民间”色彩的作品。但是，在关注《聊斋》的民间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其文人性的一面——《聊斋》是一部文人著作，是蒲松龄的创作产物。《聊斋》不是民间文学和民间故事集，而是蒲松龄的天才作品。因此，《聊斋》的民间内涵等待着我们去挖掘，但是蒲松龄永远是《聊斋志异》这部著作的最伟大的贡献者。